化疗所致周围神经毒性（CIPN）是淋巴瘤治疗过程中最常见、也最棘手的远期并发症之一。以长春新碱为代表的神经毒性药物，在显著改善患者生存的同时，也让大量幸存者长期面临麻木、刺痛、感觉异常及平衡障碍的困扰。研究提示，CIPN不仅削弱患者的日常活动能力，还可能迫使临床进行剂量减量甚至提前终止化疗，间接影响抗肿瘤疗效。然而，当前针对CIPN的评估手段仍较单一，有效的药物干预选择匮乏，康复策略的证据基础也有待进一步充实。
近年来，随着神经丝轻链（NfL）等生物标志物的探索、患者报告结局（PRO）工具的推广以及运动康复研究的不断深入，CIPN的管理模式正逐步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监测与早期干预。与此同时，Pola-R-CHP等新型方案的出现，也为降低CIPN发生率提供了治疗层面的新思路。
本文将围绕淋巴瘤患者CIPN的评估工具、生物标志物进展以及药物与非药物干预策略，结合近年发表的高质量研究证据，系统梳理当前评估与康复管理的核心要点，为临床医生的诊疗决策提供参考。
在淋巴瘤的化疗方案中，长春新碱始终是导致CIPN最主要的药物。其通过抑制微管聚合、干扰轴浆运输，直接损伤感觉和运动神经纤维，临床上表现为典型的长度依赖性、对称性感觉运动性多发性神经病。
一项针对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幸存者的横断面研究纳入了98例患者，其中年轻组（<65岁，n=55）和老年组（≥65岁，n=43），采用临床总神经病变评分（clinical total neuropathy score）和EORTC QLQ-C30进行评估。结果显示，老年组VIPN的严重程度评分显著高于年轻组，且VIPN对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QoL）的负面影响在老年患者中更为突出[1]。这一发现提示，年龄是影响CIPN严重程度和功能结局的重要因素，老年淋巴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应接受更为密切的神经毒性监测。
从治疗方案的演变来看，Pola-R-CHP方案的出现为减少CIPN提供了新的可能。一项日本回顾性研究比较了Pola-R-CHP与R-CHOP方案在DLBCL患者中的CIPN发生率，结果显示R-CHOP组麻木发生率随周期数增加而升高，且在第4周期时与Pola-R-CHP组的差异最为显著；而便秘发生率在两组间相当。值得注意的是，Pola-R-CHP组中92%的患者接受了计划剂量的polatuzumab，而R-CHOP组仅58%的患者能够接受100%计划剂量的长春新碱[2]。上述数据表明，Pola-R-CHP方案可能在降低CIPN风险的同时实现更好的剂量强度。
长期以来，CIPN的评估主要依赖临床评分和患者主观描述，缺乏客观、可量化的生物标志物。近年来，NfL作为反映神经轴索损伤的标志物，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一项2026年发表的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纳入了25例接受一线含长春新碱方案化疗的NHL成人患者，在化疗期间（4-6个月）及化疗后（其中6例随访24-42个月）连续采集血浆NfL水平，并同时采用患者报告结局和临床医生评估工具进行CIPN评估。结果显示，血浆NfL水平在化疗开始后所有时间点均较基线显著升高（均p<0.001），至化疗中期约升高至基线的4倍[3]。该研究首次在成人淋巴瘤人群中前瞻性地验证了NfL作为CIPN动态监测标志物的潜力，提示NfL有望成为未来CIPN早期识别和纵向监测的客观工具。
在儿童ALL领域，Pontoppidan等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fL作为VIPN生物标志物的价值。该研究在21例ALL患儿的前瞻性临床试验中发现，体外诱导多能干细胞来源的感觉神经元在长春新碱暴露后出现显著结构损伤并释放NfL，而临床队列中血清NfL水平与CTCAE评估的VIPN症状存在关联[4]。
此外，神经传导研究（NCS）在CIPN评估中的作用同样值得关注。Jevic等对47例ALL患儿进行了双侧NCS评估，发现运动神经参数（尤其是腓神经和尺神经的复合肌肉动作电位波幅和传导速度）仅显示中等程度的双侧一致性（ICC范围0.28-0.64），提示VIPN的电生理表现可能并非完全对称[5]。这意味着，单侧NCS可能不足以全面反映VIPN的真实程度，临床评估时需加以注意。
CIPN的药物预防和治疗一直是临床面临的难题。2023年发表的一项系统综述明确指出，用于预防CIPN的药物干预要么疗效较低，要么缺乏充分证据支持其使用；截至目前，度洛西汀仍然是唯一被推荐用于治疗疼痛性CIPN的药物[6]。
ASCO在2020年发布的CIPN预防和管理指南中也持类似立场：对于CIPN的预防，不推荐使用任何药物（包括维生素、矿物质、抗惊厥药、抗抑郁药等）；对于已发生的疼痛性CIPN，度洛西汀是唯一具有中等强度推荐的治疗选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该指南的证据基础主要来自实体瘤（尤其是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的研究，专门针对淋巴瘤患者的数据仍然有限。
在预测方面，Azoulay等的研究评估了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蛋白水平和Val66Met基因多态性作为CIPN预测标志物的价值。该研究纳入45例NHL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发现治疗前BDNF蛋白水平与最大TNSr评分、FACT-GOG-NTx评分呈负相关，Val/Val基因型患者的CIPN主观评分显著高于Met等位基因携带者[7]。这一发现为CIPN的风险分层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尚需更大样本研究验证。
鉴于药物选择的匮乏，非药物干预在CIPN管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多项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为运动康复的获益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Wu等发表的荟萃分析纳入了21项研究共775例参与者，汇总结果显示运动干预可显著降低CIPN症状严重程度、缓解神经病理性疼痛，并改善平衡功能、肌力、身体柔韧性和耐力，同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8]。Khemthong等的荟萃分析专门聚焦于平衡功能，纳入12项研究（N=576），结果显示运动对CIPN患者平衡功能的改善具有中等效应量（Hedges‘ g=0.68，95%CI 0.41-0.94，P=0.0001）[9]。
在非药物干预的总体格局中，Hao等的伞状综述纳入了28项系统综述，发现针灸、运动、中草药和营养补充剂均对CIPN患者具有潜在获益[10]。Papadopoulou等的荟萃分析纳入10项RCT（495例患者），证实非药物干预（针灸n=6、运动n=3、瑜伽n=1）可显著减轻神经病理性疼痛并改善生活质量[11]。
然而，目前大多数运动康复研究集中于乳腺癌患者，专门针对淋巴瘤患者的高质量RCT仍然稀缺。Park等通过系统综述和专家共识指出，CIPN运动与康复研究领域存在显著的方法学异质性——26项研究中识别出75种不同的结局指标，亟需建立核心结局指标集以提升研究间的可比性[12]。
淋巴瘤患者化疗后周围神经毒性的评估与康复，是一项多维度、跨学科的临床课题。现有证据提示：第一，长春新碱仍是淋巴瘤CIPN的核心驱动因素，老年患者受影响更为显著，而Pola-R-CHP等不含长春新碱的方案为降低CIPN风险提供了治疗层面的替代选择。第二，NfL作为神经轴索损伤的生物标志物，在成人淋巴瘤和儿童ALL人群中均展现出作为CIPN客观监测工具的潜力，但其临床推广应用仍需更大规模验证。第三，药物干预方面，度洛西汀仍是唯一获得指南推荐用于疼痛性CIPN的药物，而CIPN的预防尚无有效药物。第四，运动康复、针灸等非药物干预在改善CIPN症状、平衡功能和生活质量方面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但专门针对淋巴瘤人群的高质量研究仍然不足。
从临床实践角度看，目前较为合理的路径是：在治疗前对患者进行CIPN风险评估（关注年龄、基线神经功能状态等），治疗期间采用标准化工具（如TNSr、FACT-GOG-NTx或EORTC QLQ-CIPN20）进行定期评估，对出现症状的患者及早启动运动康复等非药物干预，对疼痛性CIPN考虑度洛西汀治疗。未来仍需在淋巴瘤患者中开展更大样本、更长期随访的前瞻性研究，以建立针对该人群的CIPN评估与康复管理标准。
参考文献
[1] Su YC, Shih YH, Lee YH, Chang PH. Survivors of Non-Hodgkin‘s Lymphoma: A Comparative Study on Patients With Vincristine-Induced Neuropathy and Their Quality of Life. J Nurs Res. 2025;33(3):e393. doi: 10.1097/jnr.0000000000000675.
[2] Kuhara K, Suzuki R, Ozawa T, et al. [Comparison of peripheral neuropathy between Pola-R-CHP and R-CHOP: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in an ambulatory therapy center]. Rinsho Ketsueki. 2026;67(8):879-884. doi: 10.11406/rinketsu.67.879.
[3] McNally GA, Shin GJ, Worthen-Chaudhari L, et al. Longitudinal plasma 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and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as complementary markers of vincristine-associat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 adults with lymphoma: a cohort study. J Neurol. 2026;273(10). doi: 10.1007/s00415-026-14096-2.
[4] Pontoppidan PEL, Vase CB, Mortensen C, et al. 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as in vitro and clinical biomarker of vincristine-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Br J Clin Pharmacol. 2026;92(9):3180-3190. doi: 10.1002/bcp.70599.
[5] Jevic F, Andel R, Kraus J, Kobesova A. Electrophysiological asymmetry in vincristine-exposed children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Evidence from bilateral nerve conduction studies. PLoS One. 2026;21(6):e0352440. doi: 10.1371/journal.pone.0352440.
[6] Tanay MAL, Armes J, Moss-Morris R, Rafferty AM, Robert G. A systematic review of behavioural and exercise interven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symptoms. J Cancer Surviv. 2023;17(1):254-277. doi: 10.1007/s11764-021-00997-w.
[7] Azoulay D, Giryes S, Nasser R, Sharon R, Horowitz NA. Prediction of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 Patients with Lymphoma and Myeloma: the Roles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ic Factor Protein Levels and A Gene Polymorphism. J Clin Neurol. 2019;15(4):511-516. doi: 10.3988/jcn.2019.15.4.511.
[8] Wu N, Cao H, Du S, et al. Effect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on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Symptoms in Cancer Patients: A Meta-analysis. Cancer Nurs. 2026;49(4):E361-E376. doi: 10.1097/NCC.0000000000001435.
赵国发发布于 22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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