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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星建教授:肾癌靶向治疗相关高血压,家庭血压监测的频率与阈值
蔡星建发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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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星建 主治医师
宝鸡市中心医院
作者导语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晚期肾细胞癌(RCC)系统治疗的基石药物。然而,这类药物带来的心血管毒性——尤其是高血压——已成为临床管理中不可回避的挑战。一项基于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的药物警戒研究显示,在舒尼替尼、培唑帕尼、阿昔替尼、卡博替尼和仑伐替尼的51,836份不良事件报告中,高血压占比高达11%(n=5,548),报告比值比(ROR)达6.55(95%CI 6.37–6.74)[1]。真实世界数据同样提示,在接受TKI单药治疗的转移性RCC患者中,37%在治疗启动后3个月内出现高血压不良事件[2]。
面对如此高的发生率,如何在院外环境中实现早期识别与有效监测,成为肿瘤科与心内科医生共同关注的焦点。家庭血压监测(HBPM)已被多项指南推荐用于抗血管生成药物相关高血压的管理,但在监测频率、诊断阈值及具体操作流程上,不同文献的推荐仍存在差异。
本文将结合2022年ESC心脏肿瘤学指南、最新HBPM方法学研究及抗血管生成药物高血压管理的循证证据,系统梳理肾癌靶向治疗中家庭血压监测的频率与阈值推荐,为临床实践提供可操作的参考框架。

抗血管生成TKI相关高血压的流行病学负担不容低估
VEGFR-TKI通过抑制VEGF信号通路发挥抗肿瘤作用,而这一通路同时参与血管张力调节和内皮功能维持,其阻断可直接导致血压升高。Rizzoni等在其综述中指出,VEGF信号通路抑制剂相关高血压通常对降压治疗有反应,但血压升高可能在治疗早期即出现,且幅度难以预测,因此需要在治疗启动后进行积极监测,尤其是在最初几个治疗周期内[3]。
真实世界数据进一步量化了这一问题的临床规模。Srinivas等开展的一项回顾性病历审查研究纳入了220例接受舒尼替尼(55%)、培唑帕尼(27%)、阿昔替尼(9%)或索拉非尼(8%)治疗的转移性RCC患者,结果显示37%的患者在治疗开始后3个月内出现高血压,其中13%的不良事件为严重级别[2]。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中56%的不良事件在研究期间获得解决或正在缓解,提示早期识别和积极干预可能改善血压控制结局[2]。
Goldman等的药物警戒研究则从更大样本量层面提供了证据:在VEGFR-TKI相关心血管不良事件中,高血压是最常见的类型,其信号强度(IC025=2.48)远高于出血事件(IC025=0.28),提示高血压是这类药物最具特征性的心血管毒性[1]。上述结果共同表明,对于接受VEGFR-TKI治疗的RCC患者,血压管理并非可选项,而是治疗路径中必须前置的环节。

家庭血压监测优于诊室血压,但需标准化操作
在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背景下,单纯依赖诊室血压测量存在明显局限。Kitaoka等在其多中心观察性研究方案中明确指出,家庭血压监测被推荐用于检测隐匿性高血压和白大衣高血压,但目前关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治疗期间家庭血压纵向轨迹的数据仍然有限[4]。该研究设计采用每日两次家庭血压测量(早晚各一次),贯穿整个治疗周期,主要终点为多个时间点诊室血压与家庭血压之间的差异[4]。
Groenland等的方法学研究为HBPM的标准化提供了重要参考。该研究以欧洲指南推荐的7天HBPM方案为参照,分析了567名成年人的数据,结果显示每日两次测量(早晚各一次)的方案能够可靠地估计真实家庭血压水平[5]。研究还发现,首次测量值通常最高,随后逐渐下降,晨间收缩压系统性高于晚间[5]。这意味着,在解读家庭血压数据时,应考虑测量时序对数值的影响,避免因单次异常读数而做出过度反应。
对于接受VEGFR-TKI治疗的RCC患者,家庭血压监测的临床价值不仅在于提高高血压检出率,更在于捕捉治疗早期的血压波动。Rizzoni等的综述强调,VEGF信号通路抑制剂治疗初期可能出现显著且不可预测的血压升高,因此需要在治疗的最初几个周期内进行更频繁的监测[3]。这一观点与Kitaoka等研究方案中“贯穿整个治疗周期”的监测设计理念一致[4]。

监测频率:每日两次、持续7天为当前证据支持的方案
综合现有证据,对于接受VEGFR-TKI治疗的RCC患者,家庭血压监测的频率推荐可归纳为以下框架:
在治疗启动前,应完成基线血压评估,包括诊室血压测量和心血管风险分层[3]。2022年ESC心脏肿瘤学指南强调,在启动具有潜在心血管毒性的抗肿瘤治疗前,应进行正式的心血管风险评估[6]。
在治疗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周期(通常为前2–4周),建议每日两次家庭血压测量(晨起服药前和晚间各一次),以捕捉可能出现的早期、快速血压升高[3][4]。Kitaoka等的研究方案采用了这一频率设计,并贯穿整个治疗周期[4]。
对于血压已稳定控制的患者,可参照Groenland等验证的方案,采用连续7天、每日两次的HBPM模式进行定期评估[5]。该研究证实,这一方案能够可靠地估计真实家庭血压水平,且与欧洲指南推荐的7天方案一致[5]。
Jimenez-Fonseca在其关于多激酶抑制剂治疗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的综述中同样强调了基线血压测量和持续监测的重要性,指出在接受仑伐替尼治疗的患者中高血压发生率高达68%,且SELECT临床试验中85%的患者在基线时已接受降压治疗[7]。虽然该综述聚焦于甲状腺癌,但其关于抗血管生成TKI血压管理的原则——包括控制心血管危险因素、基线测量、治疗期间监测以及早期启动降压治疗——对RCC患者管理具有借鉴意义[7]。

家庭血压的诊断阈值:135/85 mmHg为关键界值
关于家庭血压监测的诊断阈值,现有高血压管理指南普遍将135/85 mmHg作为家庭血压对应诊室血压140/90 mmHg的等效界值。Groenland等的研究中,研究人群的平均家庭血压为143±16/84±10 mmHg,该研究采用欧洲指南推荐的7天HBPM方案作为参照标准[5]。
在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背景下,血压控制目标的设定需要兼顾心血管保护与抗肿瘤治疗的连续性。Rizzoni等指出,VEGF信号通路抑制剂相关高血压通常对降压治疗反应良好,但需要积极管理血压升高以及心脏毒性的早期症状和体征[3]。Kalaitzidis等的综述进一步建议,对于VEGF抑制剂相关高血压,钙通道阻滞剂(CCB)可作为一线选择,而存在蛋白尿的患者应优先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阻断剂[8]。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尚缺乏专门针对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人群的家庭血压监测阈值的大型前瞻性研究。现有推荐主要基于一般高血压人群的证据外推。Kitaoka等正在进行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有望为这一领域提供更直接的证据[4]。该研究的主要终点是诊室血压与家庭血压在多个时间点的差异,其结果将有助于明确VEGF抑制剂治疗期间家庭血压监测的最佳阈值和频率[4]。

总结
肾癌靶向治疗相关高血压是VEGFR-TKI类药物最具特征性的心血管不良事件,其发生率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可达11%–37%[1][2]。家庭血压监测作为诊室血压的重要补充,能够有效识别隐匿性高血压和白大衣高血压,尤其适用于需要长期口服靶向药物的RCC患者。
现有证据支持以下实践框架:治疗前完成基线血压评估和心血管风险分层;治疗初期(前2–4周)采用每日两次(早晚各一次)的家庭血压监测频率;血压稳定后可转为连续7天、每日两次的标准化HBPM方案进行定期评估[3][4][5]。家庭血压的诊断阈值可参照一般高血压人群标准,以135/85 mmHg作为高血压的界值[5]。在降压治疗选择上,CCB可作为一线药物,合并蛋白尿者优先考虑RAAS阻断剂[8]。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关于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人群家庭血压监测的专门证据仍然有限。Kitaoka等正在进行的前瞻性研究有望填补这一空白,为临床提供更精准的监测频率和阈值推荐[4]。此外,2022年ESC心脏肿瘤学指南为整体心血管风险管理提供了框架性指导,但在家庭血压监测的具体操作细节上仍有待进一步细化[6]。
从临床实践角度看,目前更合理的策略是将家庭血压监测纳入VEGFR-TKI治疗的标准管理流程,在治疗早期加密监测频率,以135/85 mmHg作为预警阈值,并在血压升高时积极干预而非轻易中断抗肿瘤治疗。未来仍需更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来验证这一策略对患者长期心血管结局和肿瘤控制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Goldman A, Bomze D, Dankner R, et al. Cardiovascular Toxicities of Antiangiogenic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A Retrospective, Pharmacovigilance Study. Target Oncol. 2021;16(4):471-483. doi: 10.1007/s11523-021-00817-2.

[2] Srinivas S, Stein D, Teltsch DY, et al. Real-world chart review study of adverse events management in patients taking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o treat metastatic renal cell carcinoma. J Oncol Pharm Pract. 2018;24(8):574-583. doi: 10.1177/1078155217719583.

[3] Rizzoni D, De Ciuceis C, Porteri E, et al. Use of Antihypertensive Drugs in Neoplastic Patients. High Blood Press Cardiovasc Prev. 2017;24(2):127-132. doi: 10.1007/s40292-017-0198-z.

[4] Kitaoka K, Morimoto S, Minegishi S, et al. Feasibility study protocol for the evaluation of home blood pressure in patients receiving angiogenesis inhibitor therapy: a multicenter observational study. Hypertens Res. 2026;49(4):1441-1447. doi: 10.1038/s41440-025-02524-1.

[5] Groenland EH, Bots ML, Visseren FLJ, et al. Number of measurement days needed for obtaining a reliable estimate of home blood pressure and hypertension status. Blood Press. 2022;31(1):100-108. doi: 10.1080/08037051.2022.2071674.

[6] Lyon AR, López-Fernández T, Couch LS, et al. 2022 ESC Guidelines on cardio-oncology develop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Hematology Association (EHA),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Therapeutic Radiology and Oncology (ESTRO) and the International Cardio-Oncology Society (IC-OS). Eur Heart J. 2022;43(41):4229-4361. doi: 10.1093/eurheartj/ehac244.

[7] Jimenez-Fonseca P. Use of multikinase inhibitors/lenvatinib in patients with high cardiovascular risk/vasculopathy and radioiodine refractory-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Cancer Med. 2022;11 Suppl 1(Suppl 1):17-25. doi: 10.1002/cam4.5127.

[8] Kalaitzidis RG, Elisaf MS. Uncontrolled Hypertension and Oncology: Clinical Tips. Curr Vasc Pharmacol. 2017;16(1):23-29. doi: 10.2174/1570161115666170414121436.

作者:蔡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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