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前列腺癌、肾细胞癌和膀胱癌等泌尿系统肿瘤的诊疗格局正在快速演变。从PSMA-PET/CT与多参数MRI带来的影像学革新，到二代雄激素受体抑制剂、PARP抑制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系统治疗手段的日益丰富，再到分子病理与基因检测对肿瘤生物学的深度解析，单一学科已很难独立覆盖全部临床决策环节。在这一背景下，多学科团队（MDT）正从“锦上添花”转变为“不可或缺”。
不过，MDT并非简单地把不同科室的医生聚在一起开会。真正高质量的MDT，其核心价值在于将影像学的精准分期、病理学的分子分型与系统治疗的循证选择有机串联起来，在关键决策节点上形成超越单一学科视野的综合判断。已有研究显示，MDT讨论可直接改变约10%的泌尿肿瘤临床决策，并在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患者中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
本文将结合近年来的循证研究，梳理泌尿肿瘤MDT如何将影像、病理与系统治疗三大支柱有效串联，并探讨其在真实世界中的运行质量、临床价值及现存挑战，为临床医生理解MDT的深层逻辑提供参考。
MDT不是"走过场"：约一成临床决策在讨论后被实质修改
MDT的核心功能不在于确认既有方案，而是通过多学科视角的碰撞，发现单一学科容易忽略的关键信息，从而修正或优化治疗路径。
一项发表于2021年的葡萄牙单中心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19年全年泌尿肿瘤MDT会议中讨论的710项临床计划[1]。结果显示，61.8%的临床计划被直接接受，但10.6%的计划在MDT讨论后被实质修改。另有16.5%的病例因分期不充分或管理问题被退回要求补充资料后重新讨论，11.1%的病例在提交MDT时尚无明确的临床计划。值得注意的是，首次就诊病例的临床计划接受率（63.4%）高于后续就诊病例（56.4%），这提示MDT在治疗过程中的动态调整价值可能更为突出。
这一“10.6%修改率”的临床意义不容小觑。在泌尿肿瘤领域，治疗方案的改变往往意味着从根治性手术转向系统治疗、从单一ADT转向联合强化治疗，或是从观察等待转向积极干预——这些决策变化对患者的生存预后和生活质量影响深远。
另一项来自西班牙的多中心研究评估了6家医院晚期前列腺癌MDT的运行质量[2]。研究发现，MDT对基本质量要求的总体依从性达到75%，但在方案更新、会议议程规范化、审计和学术产出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在接受调查的69名医生（包括泌尿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影像科和病理科医师）中，88.4%认为会议时长合理，但在MDT时间的保障和方案更新方面存在分歧。上述结果提示，MDT的形式保障已初步建立，但内涵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影像学革命倒逼MDT升级：PSMA-PET如何改写治疗决策
如果说MDT是泌尿肿瘤诊疗的“操作系统”，那么影像学就是其中最活跃的“输入信号”。近年来，以PSMA-PET/CT为代表的下一代分子影像技术，以前所未有的灵敏度重新定义了“疾病范围”，也直接冲击着MDT的决策逻辑。
苏黎世大学医院的一项回顾性研究通过模拟MDT的方式，评估了68Ga-PSMA-11 PET对116例中高危前列腺癌患者治疗决策的影响[3]。该研究设计颇具说服力：研究者首先基于常规影像和临床信息制定假设的治疗方案，再结合PSMA-PET结果重新讨论，比较两者的差异。结果显示，PSMA-PET的引入导致约29%的患者治疗计划发生改变，其中大多数变化涉及从根治性治疗转向系统治疗或从系统治疗升级为联合方案。
这一发现揭示了MDT面临的新挑战：当分子影像发现常规影像无法显示的寡转移灶时，MDT必须在“按寡转移进行根治性局部治疗+转移灶定向治疗”与“按广泛转移启动系统治疗”之间做出判断。2025年发表的荷兰多中心混合方法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困境——在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的治疗决策中，低瘤负荷患者的实践差异最大，而PSMA-PET的异质性使用和解读正是造成差异的关键因素[4]。
与此相对应，2026年发表的NYU Langone研究提出了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针对PSMA-PET上不确定的骨病灶和淋巴结，开发了一套多学科共识算法，整合病灶位置、常规影像特征、PSMA-PET特征和临床病理信息，以标准化方式判断转移风险[5]。该算法在81例患者中经过一年的前瞻性实施验证，为MDT处理“灰区”影像发现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
病理诊断的"第二双眼睛"：MDT中的病理复核价值几何
影像学告诉我们病灶“在哪里、有多大”，而病理学回答的是“它是什么、有多危险”。在MDT框架下，病理复核的价值常常被低估，但数据表明它可能改变相当比例患者的治疗方向。
一项来自英国的大型单中心研究分析了2600例前列腺穿刺活检在专科化报告和MDT双重审核模式下的诊断错误率[6]。结果显示，在8名专科泌尿病理医师报告、新诊断癌症病例双人报告、所有活检均经MDT复核的三重质控体系下，假阳性错误率从十年前的0.4%降至0.06%，降幅达85%。假阴性错误率虽从1.5%微升至1.8%，但由于癌症检出率的提高（从44.4%升至64.1%），绝对假阴性数量反而减少。研究者认为，这一数据代表了前列腺活检诊断错误率的“金标准”。
进一步来看，病理复核在MDT中的价值不仅限于前列腺癌。一项澳大利亚的前瞻性研究分析了1275例妇科肿瘤MDT外部病理复核病例，发现132例（10.4%）存在诊断不一致，其中48例（3.8%）为可能影响患者管理的重大不一致[7]。主要不一致领域包括：对肿瘤浸润存在与否及范围的判读差异、子宫内膜高级别浆液性癌的低识别率，以及通过补充免疫组化实现的肿瘤来源重新归类。
这些数据共同指向一个结论：MDT中的病理复核不是简单的“重复劳动”，而是通过专科病理医师的集中审阅和多学科背景下的联合解读，系统性地降低可能导致错误治疗决策的诊断偏差。对于泌尿肿瘤MDT而言，将病理复核嵌入常规流程，尤其是在穿刺活检由非专科病理医师初诊的情况下，应被视为质量保障的必要环节。
从"讨论"到"生存获益"：MDT能否真正改善患者预后
MDT能否改善过程指标（如诊断准确性、治疗计划修改率）已有较多证据支持，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它能否转化为患者生存获益？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回顾性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8]。该研究纳入422例mCRPC患者，其中自愿参加动态MDT讨论的患者（MDT组）在CRPC诊断时及后续每次疾病进展时均接受MDT讨论。中位随访结果显示，MDT组的中位总生存期（OS）为39.7个月，显著优于非MDT组的27.0个月（HR=0.549，P=0.001）。多变量分析进一步证实，参与MDT讨论是更长OS的独立有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生存获益在各亚组中保持一致。
该研究的“动态MDT”模式值得特别关注——它不是在某个单一时间点进行一次性讨论，而是在CRPC诊断和每次疾病进展时均进行MDT评估。这种设计契合了mCRPC的治疗现实：随着疾病进展，治疗选择不断变化（从AR靶向药物到化疗、PARP抑制剂、PSMA放射配体治疗等），需要MDT持续整合最新的影像、病理和临床信息来优化序贯治疗策略。
然而，需要审慎看待的是，该研究为回顾性设计，患者自愿选择是否参加MDT，存在选择偏倚的可能。2021年发表的一篇系统综述在综合了7项泌尿肿瘤MDT研究后指出，目前关于MDT对患者预后影响的证据仍然有限，且缺乏高质量的前瞻性研究[9]。该综述同时发现，并非所有泌尿肿瘤患者都能获得MDT讨论的机会，患者参与MDT决策的程度也普遍不足。
综合现有证据，泌尿肿瘤MDT的价值已超越“形式上的多学科协作”，正在向“实质性的临床决策优化工具”演进。从葡萄牙研究中10.6%的治疗计划修改率，到苏黎世研究中PSMA-PET导致29%决策变化的发现，再到华西医院mCRPC队列中MDT带来的12.7个月中位OS延长，不同维度的证据共同勾勒出MDT在泌尿肿瘤诊疗中的核心作用：在影像、病理和系统治疗信息高度复杂的决策节点上，通过多学科视角的交叉验证和整合判断，减少单一学科决策的盲区，最终转化为更精准的治疗选择和更好的患者预后。
与此同时，现有证据的局限性同样不容忽视。首先，多数MDT研究为回顾性设计，选择偏倚难以完全排除；其次，不同医疗体系下MDT的构成、运行模式和质控标准差异显著，研究结果的外推性受限；第三，MDT对患者报告结局（如生活质量、治疗满意度）的影响尚缺乏系统评估；第四，随着PSMA-PET等新一代影像技术的普及和新型系统治疗药物的涌现，MDT的决策复杂度持续增加，但相应的标准化决策工具和培训体系尚未跟上。
从临床实践角度看，当前更合理的理解是：MDT应被视为泌尿肿瘤诊疗质量保障的基础设施，而非解决所有争议的“万能钥匙”。其核心价值不在于每次讨论都必须改变方案，而在于为复杂病例提供一个结构化的、多学科信息充分对称的决策环境。未来，随着MDT运行质量的标准化、决策算法的工具化以及前瞻性研究的推进，MDT在泌尿肿瘤中的角色有望从“推荐但非强制”走向“质量指标”，真正成为手术刀之外、同样决定患者命运的关键一环。
参考文献
[1] Gil M, Guerra J, Andrade V, et al. The impact of multidisciplinary team conferences in urologic cancer in a tertiary hospital. Int Urol Nephrol. 2021;53(1):41-47.
[2] Belda-Ferre M, Garcia-Segui A, Pacheco-Bru JJ, et al. Multicenter study on multidisciplinary committees in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Actas Urol Esp (Engl Ed). 2022;46(2):106-113.
[3] Ferraro DA, Garcia Schüler HI, Muehlematter UJ, et al. Impact of 68Ga-PSMA-11 PET staging on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in patients with intermediate or high-risk prostate cancer. Eur J Nucl Med Mol Imaging. 2020;47(3):652-664.
[4] van Elst T, Mehra N, Bloem S, et al. The Conundrum of Treating de novo metastatic Hormone-Sensitive Prostate Cancer. Sci Rep. 2025;15(1):12500.
[5] Woo S, Tong A, Becker AS, et al. Evaluating indeterminate bone lesions and lymph nodes on PSMA-PET: a multidisciplinary consensus algorithm and 1-year implementation results. Eur Radiol. 2026;36(6):5068-5081.
[6] Szecsei CM, Oxley JD. Errors in prostate core biopsy diagnosis in an era of specialisation and double reporting. J Clin Pathol. 2021;74(5):327-330.
[7] Stewart CJR, Leung YC, Chaudry Z, et al. Evaluation of pathology review at gynaecological oncology multidisciplinary team meetings: a 5-year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cases with major diagnostic discordance. Pathology. 2019;51(4):353-361.
[8] Zhu S, Chen J, Ni Y, et al. Dynamic multidisciplinary team discussions can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Prostate. 2021;81(11):721-727.
邓刚发布于 
收藏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