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部大手术后，切口疝的发生率往往超出临床预期。文献数据显示，经中线切口的腹部大手术后，切口疝短期发生率可达20%~41%，而在经历严重腹部并发症后存活的患者中，这一比例甚至超过50%[1]。对胃肠肿瘤患者而言，腹壁疝带来的困扰远不止于生活质量下降，更棘手的是，它可能打乱后续辅助化疗的节奏，进而波及整体肿瘤学预后。
近年来，随着肿瘤外科与疝外科交叉领域证据不断积累，“同期修补还是分期手术”“补片材料如何抉择”“疝修补后抗肿瘤治疗何时重启”等核心问题的讨论日益深入。2025—2026年间，多项高质量研究聚焦于肿瘤患者腹壁疝修补的安全性与手术时机，为临床决策提供了新的循证支撑。
本文将结合最新发表的系统评价、回顾性队列研究及专家共识，梳理胃肠肿瘤术后腹壁疝的外科处理策略，并重点探讨疝修补与后续抗肿瘤治疗之间的衔接逻辑，以期为肿瘤外科和疝外科医生提供跨学科决策参考。
在胃肠肿瘤切除术中若同时发现腹壁疝，是否应同期植入补片修补，一直是临床争议的焦点。反对者的核心顾虑在于：补片相关并发症（如手术部位感染、血清肿）可能迫使辅助化疗延期，从而对肿瘤学结局产生不利影响。
2026年发表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的一项研究，利用美国外科医师学会NSQIP数据库，分析了2016—2022年间3,449例接受胃肠恶性肿瘤切除并同期开放腹壁疝修补的患者数据[2]。其中224例（6.5%）接受了补片修补（mVHR）。经1:2倾向评分匹配后（mVHR组174例，单纯缝合修补组305例），结果显示：mVHR组手术时间更长（242.5 vs 170分钟，p<0.001），住院时间延长（7 vs 5天，p=0.002），总体并发症发生率更高（43.1% vs 30.8%，p=0.007）。然而，30天手术部位感染率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mVHR 8.6% vs pVHR 5.9%，p=0.27），且两组在30天再入院率、再手术率及死亡率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2]。
同年发表的另一项系统评价纳入了截至2025年10月的文献，评估了胃肠肿瘤手术中同期腹壁疝修补的围手术期安全性[3]。该综述指出，尽管补片修补在择期疝手术中可降低复发率，但在潜在污染区域使用补片的感染风险仍是关注焦点。现有证据提示，在严格筛选的患者中，同期修补的短期安全性可接受，但目前缺乏专门针对肿瘤患者的高级别前瞻性研究。
从临床实践角度看，当前证据支持以下判断：在清洁或清洁-污染切口条件下，对于全身状况良好、预期可耐受较长手术时间的患者，同期补片修补是一种合理选择；但对于存在明确感染风险因素（如肠道开放、术中污染）的患者，采取分期手术或单纯缝合修补可能更为稳妥。
当腹壁疝在肿瘤切除术后远期出现，或同期修补被认为风险过高时，分期手术便成为主要策略。此时需要回答两个核心问题：腹壁重建手术本身是否安全？它对抗肿瘤治疗进程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MD Anderson癌症中心于2023年报告了其14年间720例腹壁重建（AWR）的经验，其中194例（26.9%）为肿瘤切除术后腹壁缺损的重建[4]。该研究使用脱细胞真皮基质（ADM）进行重建。经校正分析，肿瘤切除后AWR组与原发性疝修补组相比，住院时间显著延长（β=2.57，95%CI 1.27~3.86，p<0.001），但疝复发率、手术部位并发症、手术部位感染、30天再入院率和再手术率均无显著差异[4]。在肿瘤切除亚组中，肥胖（风险比HR 2.1，p=0.02）被确定为疝复发的独立预测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来自NCI指定的癌症中心，其多学科团队协作模式可能对结果产生了积极影响。上述结果提示，在有经验的中心，肿瘤术后的复杂腹壁重建可以获得与常规疝修补相当的并发症控制和复发率，这为分期手术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安全性证据。
关于微创技术在肿瘤患者切口疝修补中的应用，2023年发表的一项单盲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了机器人辅助（RVIHR，n=18）与腹腔镜（LVIHR，n=19）切口疝修补在肿瘤术后患者中的结局[5]。结果显示，两组住院时间（3.67±1.78天 vs 3.95±2.66天）和术后并发症率（16.7% vs 10.5%，p=0.94）相似；24个月随访时，LVIHR组3例复发，RVIHR组2例复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机器人组手术时间更长（355.6 vs 293.5分钟，p=0.04），但这一差异可能随学习曲线改善而缩小[5]。
补片材料选择：生物合成补片能否成为肿瘤患者的优选？
肿瘤患者常合并营养不良、免疫抑制、组织质量差等问题，因此补片材料的选择尤为关键。2026年，Memorial Sloan Kettering癌症中心报告了207例肿瘤患者腹壁疝修补中生物合成补片（聚-4-羟基丁酸酯，n=102）与合成补片（n=105）的对比结果[6]。两组基线特征相似，补片放置方式包括腹膜前、底层和onlay。
结果显示，两组并发症率无显著差异（生物合成补片24% vs 合成补片18%，p=0.3），疝复发率亦无显著差异。该研究提示，在肿瘤患者这一特殊人群中，生物合成补片与合成补片在短期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表现相当[6]。然而，该研究未报告两组在后续抗肿瘤治疗启动时间上的差异，而这一信息对于全面评估补片选择对肿瘤治疗进程的影响至关重要。
进一步来看，2024年Cleveland Clinic发表的单中心研究分析了120例腹壁肿瘤切除后的关闭策略[7]。其中50.8%的患者使用了补片。30天内手术部位并发症（SSO）发生率为33.3%，手术部位感染（SSI）为9.2%。多变量分析显示，缺损宽度增大与SSOPI风险增加相关（OR 1.17，p=0.041），但补片使用本身并非并发症的独立预测因素[7]。
2021年发表的国际Delphi专家共识为复杂腹壁疝的围手术期优化提供了系统框架[1]。该共识由全球32位疝外科专家参与制定，旨在建立腹壁重建术前评估和围手术期优化的基准。共识强调，复杂腹壁重建患者往往合并多种基础疾病，这些因素可能使其陷入“并发症-疝复发”的恶性循环。
对于肿瘤患者这一特殊亚群，围手术期优化的核心要素包括：营养状况评估与纠正、血糖控制、吸烟戒断、以及多学科团队（肿瘤内科、疝外科、整形外科）的协同决策[1]。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共识提出应在术前即明确抗肿瘤治疗与疝修补之间的时序关系，避免因疝并发症（如嵌顿、绞窄）引发的急诊手术打乱既定的肿瘤治疗计划。
CRS-HIPEC（肿瘤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是胃肠肿瘤腹膜转移的重要治疗手段，这类手术常需联合腹壁切除以达到完全细胞减灭。2018年发表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比较了CRS-HIPEC联合腹壁重建（AWR组，n=11）与单纯CRS-HIPEC（非AWR组，n=19）的结局[8]。结果显示，AWR组并未显著增加术后并发症率和死亡率，提示在适当选择的腹膜转移患者中，同期腹壁重建是安全可行的[8]。该研究虽然样本量有限，但为肿瘤细胞减灭术中同期处理腹壁缺损提供了初步证据。
综合现有证据，胃肠肿瘤术后合并腹壁疝的外科处理与抗肿瘤治疗的衔接，目前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核心原则：
第一，同期修补在严格选择的患者中是安全的，但需权衡手术时间延长和并发症风险。 Farooq等的研究表明，同期补片修补虽延长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但30天感染率与单纯缝合修补无显著差异[2]。不过，该研究未直接报告疝修补对辅助化疗启动时间的影响，这是当前证据链中的关键缺口。
第二，分期腹壁重建在有经验的中心可获得与常规疝修补相当的结局。 MD Anderson的14年数据表明，肿瘤切除后使用ADM进行腹壁重建，其疝复发率和并发症率与原发性疝修补无显著差异[4]。肥胖是疝复发的独立预测因素，提示术前减重干预可能改善远期结局。
第三，补片材料的选择应个体化。 现有证据未显示生物合成补片与合成补片在肿瘤患者中存在显著安全性差异[6]，但长期随访数据仍有限。在存在感染风险因素的情况下，生物合成补片可能具有理论优势，但这一假设尚需前瞻性研究验证。
第四，围手术期多学科优化是衔接外科处理与抗肿瘤治疗的关键。 Delphi共识强调，应在术前即明确疝修补与抗肿瘤治疗的时序，通过营养支持、合并症管理等手段降低术后并发症风险，从而避免抗肿瘤治疗的延迟[1]。
当前证据的主要局限包括：缺乏专门针对疝修补术后抗肿瘤治疗延迟的前瞻性数据；多数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设计，存在选择偏倚；不同研究对“肿瘤患者”的定义和纳入标准差异较大；长期肿瘤学结局（如无病生存期、总生存期）的报告不足。
这意味着，在目前的证据背景下，更合理的实践路径是：依托肿瘤多学科团队框架，根据患者肿瘤分期、全身状况、疝的复杂程度和症状、以及预期抗肿瘤治疗强度，个体化制定疝修补的时机与方式。对于无症状或轻微症状的切口疝，在辅助化疗期间可采取观察等待策略；对于有嵌顿风险或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疝，应在充分评估后尽早干预，并尽可能缩短术后恢复至抗肿瘤治疗重启的间隔。
未来仍需更大样本、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特别是将“疝修补至辅助化疗启动时间”作为预设终点之一，以填补当前证据链中的关键空白。
参考文献
[1] Grove TN, Kontovounisios C, Montgomery A, Heniford BT, Windsor ACJ, Warren OJ, AWR Europe Collaborative. Perioperative optimization in complex abdominal wall hernias: Delphi consensus statement. BJS Open. 2021;5(5):zrab082.
[2] Farooq MS, Vargas GM, Shafique N, Beniwal PC, Miura JT, Karakousis GC. Postoperative Outcomes of Concurrent Ventral Mesh Herniorrhaphy at the Time of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Surgery. J Am Coll Surg. 2026;242(1):102-111.
[3] Morais MC, Almeida DPA, Souza PHSO, Wilmsen CD, Nogueira R, Cavazzola LT, Malcher F, Lima DL. Concomitant Ventral Hernia Repair and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Surger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pproaches and Safety. J Laparoendosc Adv Surg Tech A. 2026:10926429261452441.
[4] Hassan AM, Franco CM, Shah NR, Netherton TJ, Mericli AF, Garvey PP, Schaverien MV, Chang EI, Hanasono MM, Selber JC, Butler CE. Outcomes of Complex Abdominal Wall Reconstruction After Oncologic Resection: 14-Year Experience at an NCI-Designated Cancer Center. Ann Surg Oncol. 2023;30(6):3712-3720.
[5] Costa TN, Abdalla RZ, Tustumi F, Junior UR, Cecconello I. Robotic-assisted compared with laparoscopic incisional hernia repair following oncologic surgery: short- and long-term outcome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Robot Surg. 2023;17(1):99-107.
[6] Levy J, Wagner BD, Roberts A, Aschen S, Boe LA, Ariyan CE, Brady MS, Allen RJ Jr, Matros E, Mehrara BJ, Nelson JA. Biosynthetic Versus Synthetic Mesh in Oncologic Ventral Hernia Repair. Plast Reconstr Surg. 2026. doi: 10.1097/PRS.0000000000012848.
[7] Maskal S, Chang J, Ellis R, Messer N, Melland-Smith M, Tu C, Miller B, Petro C, Simon R, Prabhu A, Rosen M, Beffa L. Abdominal wall mass resections: single-center closure practices and outcomes following oncologic resections of abdominal wall fascia. Hernia. 2024;28(2):457-464.
[8] Scholer AJ, Oliver JB, Rosado J, Patel JS, Lynch LJ, Spiegler KM, Houck K, Chokshi RJ. Abdominal wall reconstruction after cytoreduction surgery-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J Surg Res. 2018;221:266-274.
刘伟琛发布于 12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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