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疗所致血小板减少症（CIT）是肿瘤治疗中极为常见的血液学毒性。约60%接受化疗的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血细胞减少，而血小板下降往往直接带来出血风险升高、化疗减量、治疗延迟甚至方案被迫终止等连锁反应[1]。长期以来，临床在CIT处理上面临两难：输注血小板虽能迅速提升计数，但维持时间短且伴随输注相关风险；重组人白介素-11（rhIL-11）和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等传统药物则因给药方式不便或安全性顾虑，实际使用受到一定限制。
近年来，口服小分子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的问世为这一困境提供了新解法。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口服TPO-RA，海曲泊帕已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和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领域获批应用，其在CIT中的探索证据也在不断积累。不过，并非所有CIT患者均需药物干预。如何根据血小板减少的严重程度进行分层，在恰当的时机启动恰当的治疗，已成为当下临床决策的关键。
本文将结合现有研究证据，梳理CIT的分级管理思路，并探讨海曲泊帕在不同严重程度CIT中的应用价值。
CIT并不是一个均质的概念。Al-Samkari和Soff在2026年发表于Blood的综述中明确提出，CIT可划分为持续性CIT（persistent CIT）与谷值性CIT（nadir CIT）两种临床亚型[2]。前者多见于多周期化疗后骨髓储备受损的患者，表现为血小板持续低于正常范围；后者则呈现周期性波动，通常在下一周期化疗前可自行恢复至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
这种区分直接影响治疗策略。对于谷值性CIT，若血小板最低点未跌破出血高风险阈值（通常<20–30×10⁹/L），且患者无出血表现、后续化疗前能够自行恢复，可能无需特殊干预。相反，持续性CIT尤其是已引发化疗延迟或减量的情况，积极干预的必要性更为明确[2]。
临床上，CIT的严重程度一般依据血小板计数进行分级：1级为75×10⁹/L至正常下限，2级为50–75×10⁹/L，3级为25–50×10⁹/L，4级为<25×10⁹/L。不同级别对应不同的管理策略，这正是分级管理的核心逻辑。
针对基线血小板计数处于50–75×10⁹/L的轻中度CIT患者，治疗目标不仅在于提升数值，更在于维持化疗的相对剂量强度（RDI），避免因血小板过低导致后续治疗延误。
Cheng等开展的一项前瞻性双队列研究为此提供了参考依据[3]。该研究纳入同步或序贯放化疗后出现血小板减少的实体瘤患者，按基线血小板水平分为两组：队列1（基线PLT 30–50×10⁹/L）接受海曲泊帕联合rhIL-11治疗，队列2（基线PLT 50–75×10⁹/L）接受海曲泊帕单药治疗。海曲泊帕初始剂量为5 mg或7.5 mg每日一次口服，最长用药14天；当PLT恢复至≥100×10⁹/L或较基线升高≥50×10⁹/L时停药。主要终点设定为PLT恢复至≥75×10⁹/L的患者比例及中位恢复时间。
结果显示，在轻中度CIT人群中，海曲泊帕单药治疗展现出良好的促恢复作用，能在较短时间内推动血小板回升，从而保障化疗按计划推进[3]。这意味着，对于血小板尚在50–75×10⁹/L区间的患者，口服海曲泊帕单药可能是一种便捷且有效的早期干预手段。
一旦血小板降至30–50×10⁹/L，患者面临的出血风险和治疗延迟概率显著上升，单一药物往往难以满足快速升板的需求。前述Cheng研究中，队列1采用海曲泊帕联合rhIL-11的方案，正是基于这一临床痛点设计的[3]。
Yuan等的回顾性队列研究进一步补充了联合治疗的真实世界数据[4]。该研究共纳入187例实体瘤CIT患者，分为rhTPO单药组（64例）、海曲泊帕单药组（37例）、海曲泊帕联合rhTPO组（36例）和rhIL-11单药组（50例），综合评估了治疗应答率、血小板计数变化、恢复时间及输注率等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Lai等的网络荟萃分析汇总了8项RCT共568例患者的数据，结果表明与安慰剂相比，海曲泊帕在CIT治疗中具有一定优势[5]。该研究同时提示，不同TPO-RA之间在疗效和安全性上存在差异，临床选择需结合患者特征、治疗目标及药物可及性综合判断。
从机制角度看，联合方案的潜在优势在于协同增效：海曲泊帕通过激活TPO受体持续刺激巨核细胞产板，而rhIL-11或rhTPO则经不同通路促进血小板恢复。但联合用药也意味着更高的治疗成本和潜在的不良反应叠加风险，因此需根据个体情况谨慎权衡。
综合上述证据，CTIT的分级管理可初步归纳为以下思路：
对于1级CIT（PLT 75×10⁹/L至正常下限），通常无需药物干预，但应动态监测血小板走势，尤其是既往有CIT史或正在接受高强度化疗方案的患者。
对于2级CIT（PLT 50–75×10⁹/L），若无出血表现且距下一周期化疗尚有充裕时间，可考虑观察等待；若已出现化疗延迟或预计血小板将进一步走低，海曲泊帕单药口服是一个合理选项，Cheng等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前瞻性支持[3]。
对于3级CIT（PLT 25–50×10⁹/L），出血风险明显升高，化疗延迟几乎难以避免。此时应采取更积极的干预措施，海曲泊帕联合rhTPO或rhIL-11值得考虑[3][4]。同时需评估血小板输注指征，特别是合并活动性出血或高危因素者。
对于4级CIT（PLT <25×10⁹/L），血小板输注仍是预防严重出血的首选手段。TPO-RA可在输注基础上作为辅助，但其起效需数日，无法替代紧急输注。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框架主要建立在小样本研究和回顾性数据之上，目前仍缺乏针对CIT分级管理的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Mei等的综述也提到，尽管促血小板生成药物在CTIT中的应用证据日益丰富，但最佳启动时机、最优剂量及疗程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明确[1]。
化疗所致血小板减少症的管理正逐步从经验性应对转向基于风险分层的精准决策。现有证据提示，持续性CIT与谷值性CIT这两种临床亚型需要差异化的处理策略，而基于血小板计数的分级管理框架有助于在临床实践中落实个体化治疗[2]。
作为口服TPO-RA，海曲泊帕在CIT领域的应用前景值得关注。前瞻性双队列研究显示，对于轻中度CIT（PLT 50–75×10⁹/L），海曲泊帕单药可有效促进血小板恢复；对于中重度CIT（PLT 30–50×10⁹/L），联合rhIL-11的策略具有一定临床价值[3]。回顾性真实世界研究同样支持其在CIT管理中的疗效与安全性[4]，网络荟萃分析也表明海曲泊帕较安慰剂具有优势[5]。
然而，当前证据仍存在局限。首先，海曲泊帕在CIT领域的研究多为单中心、小样本或回顾性设计，尚缺大型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的确证。其次，分级管理的具体阈值和干预时机尚未形成广泛共识，不同指南与临床实践间仍有差异。此外，其最佳剂量、疗程以及与其他促血小板生成药物的头对头比较仍需进一步探索。
总体而言，CIT的临床管理应综合考量血小板减少程度、临床亚型、出血风险及化疗目标。海曲泊帕为CIT治疗提供了一种便捷的口服选择，在需要避免注射给药或简化治疗流程的场景中具有独特意义。未来仍需更大样本、更长随访的前瞻性研究来验证其在不同严重程度CIT中的定位，并推动CTIT分级管理走向标准化。
参考文献
[1] Mei J, Jiao F, Li Y, Cui J, Yang H, Wang L. Application of thrombopoietic agents in cancer therapy-induced thrombocytopenia: A comprehensive review. Blood Rev. 2025;70:101257.
[2] Al-Samkari H, Soff GA. How I treat chemotherapy-induced thrombocytopenia with thrombopoietin receptor agonists. Blood. 2026;148(12):1534-1546.
[3] Cheng Y, Zhai C, Wang Q, Ai J, Wang Y, Liu Q, et al. Hetrombopag for thrombocytopenia induced by concurrent or sequential chemo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a double-cohort trial. BMC Cancer. 2025;26(1):55.
[4] Yuan Y, Tong Q, Liu JH, Kang Y. Efficacy and safety of hetrombopag in the treatment of chemotherapy-related thrombocytopenia in solid tumors: a retrospective study. Front Oncol. 2025;15:1670029.
[5] Lai Y, Pan Q, Wang S, Luo Q, Huang Z, Wei M, et al.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rombopoietin receptor agonists in solid tumors with chemotherapy-induced thrombocytopen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Front Pharmacol. 2025;16:1683857.
范国宇发布于 11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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