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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侯明教授:结合临床与病理因素的评分系统有效预测ITP患者脾切除术后无复发生存期
侯明发布于 2025-01-22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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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导语

脾脏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血小板通过抗体介导的吞噬作用被吞噬破坏的主要场所。脾切除术作为治疗ITP患者的一种二线治疗方式,即使在TPO-RA时代下,对于激素治疗无效的ITP患者仍然适用,且5年的治愈率可达60%~70%。然而,脾切除术是一种不可逆的治疗方法,患者面临多重术后风险,包括感染、血栓等等,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基于此,建立有效且精准的疗效预测指标,筛选临床中从脾切除术中获益最大的ITP患者对于优化当前治疗模式至关重要。

ITP患者接受脾切除术的反应率近90%
意大利学者开展了一项多中心研究,旨在确定脾切除术结局的潜在预测因素,并期望提出一种简单的临床评分系统来预测手术反应。研究结果显示,发现集中的17名患者诊断时的中位年龄为32.4岁,所有患者对一线治疗无效。术前治疗包括17例患者接受过糖皮质激素(中位剂量:每日37.5 mg);5例患者(29.4%)接受过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5例患者(29.4%)接受过利妥昔单抗,6例患者(35.2%)接受过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治疗。6例(35.2%)患者存在非血液系统的自身免疫性共病和/或高滴度自身抗体。
脾切除术的反应率高达88.2%(15/17例),15例有反应患者均达到完全缓解。2例(11.7%)患者无反应,而15例实现完全缓解的患者中有5例(33.3%)在血小板计数短暂改善后失去了治疗反应。


表1. 发现集的临床特征
年龄、自身免疫性共病、激素剂量、
形态参数与患者脾切除术后应答密切相关

与应答组相比,无应答组患者更频繁地报告自身免疫性共病和/或高滴度自身抗体71.4% vs 10%,p = 0.036)。脾切除术前的糖皮质激素剂量在无应答者中显著更高(中位泼尼松等效剂量40 mg/d vs 13.25 mg/d,p = 0.011)。尤其是在脾切除术前七天内每日糖皮质激素剂量≥37.5 mg与脾切除无应答具有统计学相关性(无应答者[57.4%] vs 应答者[0%],p = 0.014;似然比为2.8)。此外,ITP患者的平均诊断年龄在无应答者中显著更高(51.5岁 vs 27.7岁,p = 0.04)。ITP诊断年龄≥40岁与脾切除无应答具有统计学相关性(无应答者[71.4%] vs 应答者[20%],p = 0.033;似然比为3.5)。

另一方面,ITP特定的形态参数也被证实与脾切除术疗效相关。具体而言,应答者的T滤泡辅助细胞(Tfh)平均密度显著更高(应答者[55个细胞/高倍视野] vs 无应答者[26个细胞/高倍视野],p = 0.033),而Tfh密度<36.5个细胞/高倍视野与脾切除失败具有统计学相关性(无应答者[71.4%] vs 应答者[10%],p = 0.034;似然比为8.5)。此外,脾脏边缘区宽度(MZ/WP)<0.434的患者在无应答者中更常见(无应答者[71.4%],应答者[40%]),但其与疗效未显示显著关联(p = 0.33)。


表2.发现集中的临床-病理反应预测因素

拓展阅读:

2023年,我国研究者评估在TPO-RA等新药背景下脾切除术的疗效、安全性以及确定脾切除术后疗效的预测因素。共纳入了61例ITP患者,切除术后的PLT峰值中位数为393×109/L,达到PLT峰值的中位时间为5d。54例(88.5%)患者达到了初始有效,7例(11.5%)患者疗效评定为无效。在多因素回归分析中,脾切除术前最低PLT可预测脾切除术后的疗效。与进行脾切除术前最低PLT≥3×109/L的患者来说,术前最低PLT<3×109/L的患者更易出现复发或无效的情况(P=0.037,OR=3.517)。研究者认为这部分患者后期出现复发可能是由于在切脾后,介导PLT减少的主要机制易出现由抗体介导的PLT破坏逐步转为T细胞介导的PLT破坏和PLT生成减少或者该部分患者淋巴结和骨髓中产生了抗体分泌细胞。

高风险组ITP患者的

无复发生存期显著劣于低风险组

尽管ITP患者的部分临床及病理特征与脾切除术反应在统计学上相关,但在多变量模型中没有任何特征能够独立预测手术结果。为了提高预测模型的效果,将在单变量分析中表现出预测能力的变量合并成两个评分系统:

(1) 临床评分包括以下几个因素:是否有自身免疫性共病、高自身抗体滴度、术前是否使用高剂量糖皮质激素(≥37.5毫克/天)、以及诊断时患者年龄是否≥40岁。

(2) 临床病理评分包括Tfh细胞的数量较少(Tfh细胞密度<36.5个细胞/高倍视野)以及MZ/WP值<0.434,结合上述临床变量,每个变量被任意赋予1分。

根据临床评分评估患者,显示发现集中53%患者属于高风险组(即至少具有1个负面风险因子),且70%疾病复发事件发生在高风险患者中。高风险患者的1年和10年无复发生存率(RFS)均为33%,而低风险患者为100%和75%,两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

图1. 在发现集中,临床评分对无病生存期(RFS)的评估结果

而研究者使用临床-病理评分评估时,显示47.0%患者属于高风险组(即至少具有1个临床风险因子和至少一个病理风险因子)。高风险组的1年和10年无复发生存率显著低于低风险组(1年:25% vs 100%;10年无复发生存率:25% vs 75%;p=0.003)。


图2 在发现集中,临床病理评分对无病生存期的评估结果
随后,研究者将发现集中使用的统计分析应用于验证集,包括30名在三个中心接受脾切除术的慢性ITP患者。验证集的流行病学、临床、组织学特征和随访时间与发现集相似,但脾切除术前血小板计数相较于发现集更低。
临床评分显示12例(40%)患者被定义为高风险组,其中6例(50%)经历复发。18例(60%)患者被评估为低风险组,其中只有1例(5.5%)经历复发。生存分析证实,在1年和10年的RFS方面,高风险组分别为58.3%和40.7%,而低风险组则为100%和9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7)。

图3. 在验证集中,临床评分对无病生存期的评估结果
而使用临床-病理评分评估患者,显示验证集中11例患者(36.6%)被归类为高风险组,其中6例(54.5%)患者最终复发。

观点评述

近年来,TPO-RA等药物在ITP治疗实践中的应用日益成熟,进行脾切除患者的比例逐渐下降,但脾切除的长期缓解率高,仍然为一线治疗无效的患者提供了后线治疗保障。从该项研究结果来看,糖皮质激素剂量、自身免疫性疾病合并症、诊断年龄和脾脏形态学参数是划分ITP患者接受脾切除术不同疗效结局的关键因素,为筛选优势获益人群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研究分析的队列规模相对较小,未来仍需进一步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明晰该评分系统的普适性和合理性。事实上,随着ITP治疗手段的不断丰富,无论是一线或二线治疗,无论是传统药物还是新型靶向药物,研究者均在致力于明确影响疗效的关键因素,旨在让ITP患者可以通过最小的毒性负担实现最大的治疗获益,最终提升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Zoletto S, et al. J Clin Med. 2024 Dec 25;14(1):30. 

2. 徐圆,等.临床血液学杂志,2023,36(05):321-326+331.

作者: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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